行政资源配置对一个城市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体现一个城市行政配置能力的形式有很多种，其中就包括城市序列。
中国的城市序列有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副地级市，将来也可能出现镇级市，“较大的市”曾经被很多城市追捧，如今这些城市发展情况如何？《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盘点后发现，苏州经济总量遥遥领先，不少城市面临困境。
“较大的市”有哪些
“较大的市”是一个法律概念，专指由国务院批准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不包括直辖市、省会市和经济特区所在地市(这些城市已拥有立法权)。“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必须报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施行；但“较大的市”制定政府规章时无需报经批准就可以直接施行。
1984年，国务院批准唐山、大同、包头、大连、鞍山、抚顺、吉林、齐齐哈尔、青岛、无锡、淮南、洛阳、重庆等十三个市为“较大的市”。1988年批准宁波，1992年批准淄博、邯郸市和本溪，1993年批准徐州和苏州为“较大的市”，1997年重庆升格为直辖市，此后“较大的市”维持在18个。
“较大的市”实际上等于获得了副省级市的立法地位和立法权。有了地方立法权，就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以及设立地方处罚标准，有利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多年来，包括南通、温州、东莞、佛山、泉州等不少经济发达城市纷纷提出申请，要求被批准成为“较大的市”，但国务院1994年后再没有批准任何城市成为“较大的市”。
2015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对《立法法》作出修改：地方立法权扩至所有设区的市。下放的权力主要是涉及到比如城市管理、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这方面的法律。在立法权下放之后，普通地级市与“较大的市”一样，也拥有了立法权限。“较大的市”也不再具有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18个“较大的市”中，大连、青岛和宁波后来成为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其享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立法权限、行政地位远非“较大的市”可比。因此，本文只比较其他15个城市的情况。
从设立的时间点来看，“较大的市”主要设置于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彼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在当时的城市格局中，以能矿产业和重工业为主的城市在整体城市体系中，地位更为突出。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鞍山、淄博、本溪、抚顺、吉林、齐齐哈尔、包头等城市都是老工业基地，比如“一五”时期的大项目就有一大部分分布在东北。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总体城镇化的水平还比较低，这些城市的城镇化水平就已经比较高，经济比较发达，基本上享受了副省级的一些政策。“当时这些城市有大量的重工业，总体城市规模在国内都比较大。”
发展各异，苏州无锡唐山靠前
设立二三十年来，我国的城市格局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回过头来看这些城市的发展，我们发现尽管“较大的市”获得了地方立法权限，也更有利于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这些权限并非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这其中，来自江苏的苏州和无锡高居15个城市中的前两位。位居榜首的苏州成为15个城市中唯一一个GDP突破万亿大关的城市，去年该市GDP达到了14504亿元，GDP总量位居全国所有城市第7位，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在江苏省都位居第一。
苏州之后，无锡去年的GDP也达到了8518亿元。改革开放后，靠近上海的苏南地区凭借外向型产业的发展，经济也随之高速发展，多年来苏州和无锡GDP分列江苏一、二位，身为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南京只能屈居第三。只是近年来，省城南京“奋发图强”，终于赶超无锡，上升至第二。不过，无锡尽管总量退居江苏省第三，但人均GDP仍是江苏第二。
尽管总体上苏北的经济远不如苏南地区，但作为淮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大徐州的GDP总量也位居江苏省第5位，当然徐州的人均在江苏13个地级市中仅位列第9。
与苏州一样在省内位居第一的还有河北的唐山。这个工业大市去年的GDP为6103亿元，无论是GDP还是人均GDP都超越了省城石家庄。
苏州和唐山的GDP都在所在省份中排第一，而包头的GDP总量在内蒙古中位居第二，也超过了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鄂尔多斯因煤炭能源而迅速崛起，去年GDP达4226.1亿元，仍领先包头和呼和浩特。
在这15个城市中，苏州和唐山在所在省份中位居第一，包头、洛阳和吉林在所在省份中位列第二，无锡、鞍山在所在省份中位列第三，可以说，这些城市目前仍体现出与“较大的市”相对应的发展规模。
但也有些较大的市发展相对暗淡。比如抚顺和本溪GDP总量在辽宁只分列第七和第八，淮南的GDP仅有770.6亿元，成为15个城市中唯一一个GDP总量未超过千亿大关的城市，GDP总量在安徽只位列第12，人均位列第11。此外，像齐齐哈尔人均GDP在黑龙江只位列第十。
丁长发说，发展较慢的城市中，淮南和本溪都属于资源枯竭型城市。此外再加上体制机制的不灵活，在市场化的冲击之下，这些城市转型十分艰难。“市场的总量就这么大，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传统重工业城市获得了大量的要素资源，所以发展得很好，但在改革开放时代，大量的要素资源包括资金和人才等都转向市场经济比较活跃、比较有弹性的区域。”
丁长发分析，这些重化城市由于体制机制的固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面临着一轮较大的冲击，大量的中小型国企倒闭，出现了一次较大的下岗潮。而在近两年经济新常态下，随着能源经济的下行，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的地区又一次受到较大的冲击。
这其中，2015年，包括吉林、鞍山、抚顺、本溪、淮南、唐山等城市的GDP名义增速出现了负增长，而齐齐哈尔、邯郸、淄博等城市的名义增速也维持在低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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