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系列配套支持措施随之跟进。在密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意在缓解国人教育焦虑的同时，针对抑制生育率的另一重要因素——大城市年轻人住房问题，也出台了应对之策。
6月2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保障性租赁住房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暂行办法》，提出支持人口净流入大城市中符合条件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推动解决符合条件的无房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优先满足从事基本公共服务群体租赁住房需求，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大城市住房问题既关乎民生，也是制约生育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从育儿成本来看，住房和教育无疑位居前列，如果说学区房、校外培训算不上真正的刚需，那么在国人的文化背景下，拥有属于自己的三口之家、四口之家容身之所，应该是年轻人最基本的想法。
现状是大城市房价明显偏高。从房价收入比（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这一数据来看，业内统计显示，2020年全国有5个城市超过30倍，而一般认为合理的比值在3~6之间。排名前10的城市中，大部分是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人口流入型大城市，如深圳、杭州、广州等。
年轻人为何愿意不断流入房价高企的大城市？不外乎就业等原因。而且这一趋势将持续，对产业的聚集和经济的规模效应也大有裨益，施政者要做的应该是积极顺应趋势，即大城市要为不断涌入的新住民提供公共服务，供给要与常住人口数量为标准，特别是住房供应应与人口流动方向一致。
既然城镇化、人口流入大城市是趋势，若不能解决好新住民的住房问题，无疑将明显抑制生育率。因为从人口普查数据看，大城市生育率明显偏低。近几年，为抑制大城市房价上涨，限购、限贷等调控政策频出，深圳等地也宣布增加住宅用地供应。但必须承认的是，要让人口净流入较多的大城市房价下降到一般年轻人能够承担，短期并不是一件现实的事。要真正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还得从多层次供应入手。
此次国家发改委提到的保障性租赁住房与商品住宅不同，意味着项目用地补偿少，收储难度高，建设和维护资金需求大。针对相关难点，此次国家发改委要求，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在外溢性强、社会效益高领域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地方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当会同本级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本专项支持范围，做好项目日常储备工作。同时，国家发改委对投资计划执行情况开展定期调度、不定期检查，督促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有序推进年度投资计划实施和项目建设。
而且，不仅要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地面积，更要注重职住平衡，如果选择的项目远离市区导致通勤成本过高，可能出现申请居住数量不足情况。此外，还要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因为这些新市民同样需要公共服务，尤其是子女教育和医疗。正如此次国家发改委提到的，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
可以想象，如果能顺利解决大城市住房问题，让年轻人尤其是新住民乐业安居，不仅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与活跃，也将化解一个制约城市人口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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