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应该站出来回应一下谢百三教授，关于物业税的开征，谢教授已经背离了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和立场，只为少数多套物业持有人说话；而治学方法又是一种威胁和恫吓，缺乏理性和科学精神；并用一种对社会生态的假想取代物业税开征后的效果，实在是非常荒谬的。先不说百十万家庭是否会因物业税的开征而“妻离子散”，这种假想的可能性有多大？单就是把农村住宅也拿出来说事，就是对物业税的无知。

两年前领教过谢教授的“现在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最大的盛世”的观点，当时还没有出现雷人这个词，但实际上是雷倒了一片网友，当然也包括我。因为我们并没有感受到，我们生活在五千年最大的盛世，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五千年最大的盛世，那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简直成了笑谈，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不知道在一个体制上存在诸多弊端、经济上存在结构失衡、社会上存在两极分化、文化上趋向腐朽和没落，富豪养妓、贪官奸幼，富者越富、穷者恒穷，反应在住宅问题上有的人占有几十套房，而有的人上无片瓦，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盛世？有多少人想看见这样的盛世？

当然，这是题外话。我之所以拿出来说，是想告诉谢教授，中国社会对两极分化的严重已经忍无可忍，中国经济对出口和投资的路径依赖已经失去了方向，消费不足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不解决这些问题，你还谈什么盛世，日本失去的十年在中国再现的可能都将存在。中国社会面临的是必须寻求改变，而物业税的开征，是这种改变的方式之一。

物业税开征的主旨和方向是没有错的，目前的时机和环境也比较成熟。谢教授纠缠的很多问题，只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没有多少探讨的价值，因为物业税开征的细则出台后，按惯例是会征求全体纳税人的意见，然后再进行修订，再出台执行的。现在最需要讨论的，不管站在什么人的立场和角度来说话，中国社会究竟要不要调节社会财富，用物业税调节社会财富的方法是否符合中国国情。

就用谢教授的不确切数据来说吧，中国有百十万家庭因此要闹妻离子散。当然，这百十万家庭是个不确切的数据，由于谢教授治学态度一向极不严谨，咱也只得就事说事。去年底，有关数据表明，中国1000万以上资产持有人共有30万，假定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不排除有人有两个以上家庭），那么，只有30万个家庭，这30万家庭共持有资产14.9万亿，相当于2007年中国GDP的一半，而人口只占0.238%。中国的老百姓曾经哀求过这30万人，你们先富起来了，做做好事，帮帮大家吧，可是这些人抖起来了，不仅不肯帮忙反而恶语相向：只为富人造房子，穷人去租廉租房，去找政府。穷人没有办法，只得来找政府，政府也没有办法，只得开征物业税。当然，这是简单的逻辑，说得太复杂，怕谢教授整不明白。

那么，我先站在这30万人的立场上来看待物业税，会为了每年一点税收而闹妻离子散吗？我告诉谢教授，会有人这么做，不过比例非常少。只要仔细考证这30万人的发家史，就应该知道，这些人已经完成了从流氓到绅士的过程，他们会包二奶，养小三，甚至小九，没几个人会去闹离婚，物业税的费用至少比他们养个小三要少得多，怎么可能为了这么一点物业税而去妻离子散呢？这种假想出来的社会生态明显不符合实际啊，更不可能是物业税开征后的效果。再说，这30万人大多有产业，靠什么赚钱？消费啊，房价降低老百姓负担减轻，有钱消费了，富人们才能赚钱，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现在我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来看待物业税。这个税收在开征前，政府正在把涉及房地产开发过程和交易环节的90多种税费，影响房价30%左右，逐步的清除和梳理，这一点从去年9月15日以来，不仅是普通购房人甚至开发商和楼市炒家都尝到了甜头，当然，这些税费还要进一步减免，土地出让金要改革，这样房价将会逐步接近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对房价的长期稳定是个利好。对已经持有两套以上住宅的城市居民来说，如果有用于出租的，那在出租的收益上纳税是很正常的，那么，持有多套显然应该多纳税。我们的城市居民有近亿家庭，又有几人持有多套物业呢？百十万人通过纳税这种形式，让近亿家庭少承担一点公共义务，并将财富通过消费的形式流转市场，于国于民皆为有利。

只要政府保持调节社会财富的宗旨不变，物业税对绝大多数人，对宏观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的和谐稳定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执行不当甚至税种重征，对多套物业其征税率过低，而对普通城市居民征收偏高都会引发社会问题。因为，物业税说到底是对持有大量物业的极少数富人征收的，不能加重平民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