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孙中山先生的名言。中山先生在谈到民生的核心问题时，把以“养民为目的”的穿衣、吃饭等生活问题作为其理论观念之内核，充分表明他对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重视。但是，中山先生在他的民生理论的构架中，唯独缺少对民众住房问题的完整表述。这种缺少是一个历史的缺憾，以至一直影响到了我们现在民众住房问题的解决。

我曾经提出过中国住房问题的解决，要在制度上保证人人享有土地财富的增值。只有人人享有土地财富的增值，才能保证绝大多数人能够享受经济的繁荣。否则，社会的两极分化不可避免，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就将出现危机。这个观点其实也源于孙中山先生的土地理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指出：①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由政府进行土地管理及征税事宜；②私地由地主报价，国家就价征税，必要时依价收买。③国家当给佃农以土地，资其耕种……孙中山认为“平均地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较系统思想。

这是孙中山所推行的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方针，主张用征收地价税和土地增价归公的办法，消除地主从地租及地价增涨中获得暴利的可能性。所拟办法是：私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国家按价征税，以后涨高的地价归公，同时保留由国家照呈报地价收买的权利，以防地主少报地价。这是孙中山较早的一次追求“公平正义”的伟大实践。而这一点对于当下解决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改善城乡收入差距，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8年9月，我在博客中首次提出了“公民居地权”，提议给年满18岁的中国城市居民办法用于购买住宅用的土地权证，以此来确认公民的居住权。中国是公有制的国家，政府只是管理土地，而不是经营土地。政府在管理土地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用于民生所需的住房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如果把住房作为金融投机的工具，迟早有一天将导致民族的灾难。

孙中山先生说，“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进步，都是以什么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

用孙中山先生的理论体系来解释，本轮中国经济的衰退，归结为经济组织的不能改良。在我们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城市化进程中，本应极大的提高包括农民和城市居民在内的全体民众的购买力，却演变成极少数人通过垄断和欺诈，以民生所需的住房为平台，掠夺全民财富的饕餮大餐，两极分化越演越烈，私欲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能为公，又何谈天下？而为公既是为民，不能为民，又为何敢盗取民众的名义？

在写作《看不懂的中国楼市》这本书时，我想强调的是，在中国的社会制度体系之下，中国公民天生享有住的权利，如果这种权利民众不能分享，那么，中国社会首先将要拷问的不是经济的也不是道德的，而是这个社会制度本身。

今年元月，我在博客当中提出了五个办法：一是公民地权证。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享有居住权，这种权力的保障就是公民地权证。不分农村城市，不分男女，凡年满十八岁的公民，均可享受住宅面积在30平米的优先购买权（超出部分按市场价），人人平等。无论在什么城市，只要出具公民地权证，所购买房屋一律免地价，或地价由开发商和政府结算。公民地权证不能买卖，只能用于本人购买住宅。

二是出台住宅法。有了公民地权证，就为我们出台中国住宅法打下了基础，住房也成了永久产权，有关居住的一切行为均有法律约束，打破现行的政策规定的短期效应。持有公民地权证的住宅天生不可侵占、抵押、转让，但可用于出租。即使公民地权证房屋持有人破产、犯罪，任何人也无权收回本套住宅。任何情况下，一家最低保有一套住宅。

三是一房一卡制。所有的社会保障，都围绕公民地权证住宅展开，无论持有人到其他城市或者出国（移民除外），社保卡都由居住所在城市最终结算，卡随人走，人受房制。这样，也就解决了社会保障体系难以建立，医院、学校等公共资源难以规划和配置的矛盾。社会的公平性，也就不成其为最大的问题。

四是政府担保制。如果公民地权证持有人确实买不起最廉价住房的，由政府担保，银行借给首付款，保证持有人能够有房住。政府的这种担保还在于为持有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包括就业、就医、教育等等，切实提高持有人的家庭收入。公民的法律权益和民主权利，也在公民地权证住宅所在城市行使。

五是政府赎回制。持有人死亡或移民国外，公民地权证住宅由政府以原价赎回，再行出售。

这样，中国的住宅市场将分成两大块，一块是以商品住宅为主体的投资性市场，一块是由公民地权证住宅为主体的消费市场。这块消费市场成熟和规范后，将占到住宅供应总量的80%，整个中国内需全面改观，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高度一致，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