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访谈嘉宾:
丁凤云:临沂大学党委书记,曾任临沂市委常委。
于兴修:临沂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博士,8名“辞官从教”者之一,临沂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原院长。
王庆德:山东省委党校政法部副教授、博士,从事政治学研究。
在临沂大学近日进行的新一轮专业技术岗位竞聘中,8位具有正高职称的在职处长、院长“辞官从教”,一心一意当起了教授。在“去官本位”、“去行政化”成为时下高校改革热点和敏感话题的背景下,八人的“辞官从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8位处长、院长“辞官从教”出于何种考虑,带来哪些影响,对当下的高校改革有何启发意义?此前临沂大学出台了哪些导向政策,基于何种因素?11月27日,记者采访了此项改革的设计者丁凤云,从事政治学研究的王庆德,“辞官从教”者之一于兴修。
教授津贴比处长多出不少
“8名处长、院长辞官从教,源于今年7月起临沂大学推出的一项‘导向科研,导向基层,导向教学,导向高层次人才’的政策。”丁凤云告诉记者。
推动内涵式发展,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重点。丁凤云认为,临沂大学要实现内涵提升,建设具有沂蒙特色的高质量综合性大学,人才是最大的瓶颈。彻底打破“官本位”思想,重新回归“学本位”,真正把“重量级”科研人员导向教学科研一线,是学校内涵提升的希望所在。为此必须有相应的改革设计。
据了解,在这次新一轮的专业技术岗位全员竞聘中,临沂大学为引导高层次、高职称、高学历人才转向教学和科研一线,大幅提高了教授津贴与教学、科研待遇,四级教授岗位津贴每月平均比处级干部增加20%,三级教授比处长多40%,特聘二级教授岗位津贴比四级教授高5倍左右,特聘一级教授年津贴一般在150万元到200万元左右,贡献特别突出者可赠300万元的别墅一套；教授配备工作室,规格高于处长办公室。取消“双肩挑”,凡担任教授特聘岗位者,一律不能担任正处级行政职务,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中。
虽然有着丰厚的待遇,但辞官之后的教授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记者了解到,教授要拿到岗位津贴并非易事。以教授三级岗位为例,临沂大学规定,任期内必须获得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额定位次或者二等奖前五位,获得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额定位次或者一等奖前五位等,条件不可谓不严苛。
对于临沂大学此举,王庆德认为,不是承载某些人的仕途和官运,而是承载一个国家、民族文明的薪火相传,这才是大学的本色。临沂大学的“四个导向”机制有益于教师的学术创新,有益于人才的培育,有益于知识的传承,对于改变高校流布较广的官本位之风,使高校回归学本位,对于我国高校改革,都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王庆德特别指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改革分配制度,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换句话说,分配应该体现分工差异。学术研究是复杂的脑力劳动,一个合理的社会分配机制,应该激励创造性的智力活动。因此,辞官的教授们完全不必因为某些人“待遇论”、“作秀论”的评判而增添心理负担。
在临沂大学省级重点实验室——水土保持与环境保育实验室,记者见到了刚刚辞去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现为学校特聘二级教授的于兴修。“其实我早有此意(辞职),而且提过好几回,现在赶上学校出台这样的政策,我当然要牢牢把握住。”谈到自己的选择,这位46岁的教授不掩兴奋。他说,此次辞去院长职务,并非冲着待遇而去,自己内心深处有一种专业情结始终放不下,却没有时间去做,心里很纠结。辞官后,他很快组建起13人的创新团队,连续为学校争取到7项过去学校难得一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本人也入选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他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忙于推进与平邑县合作建设的沂蒙山区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项目,“下一步准备把目前省重点实验室建成为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
“干部是为教授搬板凳的”
多名教授争聘一个副处长的现象,在高校中多有所闻。究其原因,在于当了“官”就可以掌握很多资源的分配权,如课题项目申报、职称评审、经费分配等。为弱化官本位,除了建立利益导向机制外,临沂大学在此次改革中力推“教授治学”,让教授成为学术资源“主宰”。
“有人说,大学是最不需要‘官’的地方,我很赞同。我们所有的干部都是为教授搬板凳的,不是指挥教授搬板凳的。”丁凤云认为,“教授治学”必须放权强院,我们给二级学院、科研院所一个很大的权力,决策权、发展权、财产权、人事权、资产权这五权都放下去了。同时在各个学院建立教授委员会,学院院长一般不能兼任教授委员会负责人,包括申报课题项目、教授评价、评选名师等,都必须通过教授委员会来决策。机关干部要报课题、评教授,也必须回到相关的教授委员会进行评审,指标不下到机关里,都下到学院,有效堵塞了行政干扰学术的路径。
不当院长当教授,会不会担心原来掌握的资源没了?对此,于兴修十分洒脱且自信。他认为,现在是项目个人负责制,要申报项目得有实力,得眼睛向外,只盯着校内那点资源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在学术上自己可以说有这个实力,不需要借助行政力量。
在大学里一个普通教授能有多大“权力”?“虽然我是一名普通教授,但我能当(学院)书记、院长的家。”刚被评为临沂大学“杰出青年”的外语学院教授王晓军今年才35岁,却统领着整个外语学院69名教师团队,从教学到科研,他“权力”很大,身份却只是学术带头人,没有任何行政职务,行政方面的会议一概不参加。
记者了解到,王晓军今年博士毕业后曾有高校出到100万挖他,只因看到在临沂大学更能施展才能,他毅然回到母校。从7月到现在他带领团队一次性拿下6个省部级课题,打破临大外院这一级别课题的空白,同时拿下了“山东省省级大学英语教学团队”这个牌子。他认为,所谓“学本位”,其实是学术带头人本位,学校这一创新之举,既让学术带头人避免陷入繁琐的行政事务,又发挥他们的专长,这才是真正的“教授治学”。
“‘教授治学’是学术独立的集中体现。”王庆德认为,学术研究应该从行政束缚中解放出来,让教授成为学术资源的主宰者,让学术服从于权威而不是权力,这才是大学应遵循的治理之道。
怎样理解“去行政化”
毋庸讳言,当前高校的确存在过度行政化现象,很多高校内部往往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几乎掌握了学校的所有学术与公共资源,教授争当处长蔚然成风。对此,社会上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是认为高校应将坚决“去行政化”；另外也有一种声音,认为在现阶段,出于争取外部利益的考虑,高校还不宜完全取消行政级别。
“我是坚决反对官本位,强调学本位。”丁凤云认为,高校去行政化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在外部,政府不要把大学当成一个行政机关来进行管理,要给高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第二是在大学内部不要用行政化的模式来管理教学科研。这两个层次应当分清楚,不应该把去行政化单纯理解为去掉行政级别,“外部的事高校说了不算。”
省委高校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齐涛2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高校行政化有三个表现,一是用行政管理的模式和手段去管理学术；二是“用官员来管理学术”；三是官学不分。他强调说,“针对这三个问题,其实我们一直着手在做,临沂大学是一个延续。”他同时指出:“高校去行政化并不是无行政化。”就学校管理而言,在高校里,其管理应该是“教授治学,教育家治校”,这样才能使大学这架庞大的“机器”得以有序有效运转。
“去行政化是高校改革的大势所趋”,王庆德认为,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高校定位属于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高校改革的重点之一是“以转换用人机制和搞活用人制度为核心”,唯有合理分流管理岗位人员,激发教研人员活力,才能使高校改革真正到位。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临沂大学的这次改革顺应改革方向,领风气之先,为高校改革提供了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