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恰好契合中国渐进式的改革思路，阻力会相对较小。依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城镇化高于30%之后便进入加速阶段，我国现在刚好处在这个阶段。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载体，拉动投资的持久动力，提升城镇化率，将大有利于改善我国“轻消费，重投资”的经济失衡格局。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十八大精神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改革、民生、建设幸福中国依然是主基调。对比2012年和2013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这次除对经济改革有更深入的表述外，多了一条就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这已然向我们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新型城镇化已被力求开辟改革新局面的新一届领导集体选为了改革的突破口。

 

概括起来，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追求有“质量”的城镇化，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镇化不再是土地的城镇化，还包括农民的市民化；二是城镇化不能再一味“摊大饼”，而是还要土地“集约化”；三是城镇化不再是农民土地“被城镇化”，而是要让农民也分享到城镇化的“红利”。

 

自2008年暴发国际经济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大变。现在看来，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我国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面对如此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基调仍将延续“稳中求进”。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稳”与“进”的内涵作了深刻阐述：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而就中国目前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困境看，选择“新型城镇化”作为突破关键点确实优势突出：

 

首先，新型城镇化偏向于经济领域。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南巡，还是李克强副总理强调的“改革红利说”，都向国人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经济领域的改革仍将是今后改革的突破口。改革“先经济后政治”，新型城镇化恰好契合中国一直以来的渐进式改革思路。

 

其次，在当前环境下推进新型城镇化改革，阻力会相对较小。改革在近些年效果不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过往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形成了一些既得利益群体，这些既得利益群体原本是改革者，但是在获得了既得利益后倾向于将目前的某些有利于自己的过渡性体制固化，不愿继续改革，从而转换成了改革的阻力。新型城镇化毕竟还是城镇化，操作得当的话，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农民，或者是开发商，各相关利益方都有积极性。

 

再次，新型城镇化改革潜力巨大。目前我国城镇化率为51%，若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远落后于其他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与70%的世界稳定城镇化水平相比更是差距明显。但差距也是潜力，依照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城镇化高于30%之后便进入加速阶段，我国现在刚好处在这个阶段。据相关研究预测，未来20年，我国城镇化率每年将提高一个百分点，按此计算，到2025年，我国城镇化将达到65%左右。再加上以前“漂”在城市中的2亿左右的非城市户籍居民，未来10年中国有约4亿农村居民需要市民化。如果每个市民的市民化转换成本平均以10万元计，那就至少需要40万亿，这差不多接近于我国去年的GDP。可以肯定的是，这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最后，新型城镇化改革能快速带来经济增长。一方面，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载体。数据显示，一个市民的消费水平大约是一个农民的三倍，这意味着全国城镇化比例每提高1%，全国消费品的销售总额就会增加1.4%。再量化一下，以2009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16857元(相对农村居民高出11232元)计算，城镇人口增加1%，即增加1340万人，则每年可净增加消费额1505.8亿元。这无疑有利于改善我国“轻消费，重投资”的经济结构失衡格局。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还是拉动投资的持久动力。城镇化在刺激内需的同时，随着人口的流入，接收方也需要对供电、供水、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同时充实教育、医疗、文卫等公共服务，这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新型城镇化”建设可能的改革措施会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提高农村土地征地补偿标准就是个明确无误的信号。近日，提高农村土地征地补偿标准已提上议程，但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肯定不会止步于此，农村土地股份制改革、农村集体土地物权流转、土地市场的交易主体改革，甚至土地“农转非”的市场化过渡，都是值得期待的；第二，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开放异地中考和高考将是首选。在保持小城镇和县级市对农民入户敞开的同时，户籍制度改革还将逐步向大中城市推进，因为不改变户籍与城市公共福利挂钩的现状，农民市民化就无从谈起，随父母去大城市的孩子们的中考、高考烦恼就难以消除；第三，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农村社会保障由“量”到“质”的提升，围绕建立城乡统一保障制度提升城乡公共服务水平；第四，配套财税体制的改革，财政收入要向地方倾斜。这是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改革户籍制度的配套措施，再清楚不过，不改革财政分配体制，地方政府就没有足够财力和动力为非户籍人口提供同等的公共福利。

 

过去30多年，中国之所以能从贫穷落后的不发达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就是改革开放。那么，在下一个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以新型城镇化为突破口的改革再出发，必将会引领中国社会登上新的台阶。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的那样，城镇化将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的真正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