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造城运动’，更不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而是一场基于权利普惠的经济革命。城镇化是中国经济从‘追赶型’向‘赶超型’发展的转折点，基于权利之上的经济增长才可能完成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才可能是稳定、协调与可持续的。

 

新型城镇化被写入十八大报告之中，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城镇化将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而得到广泛关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波快速增长时期，城镇化能否承担起第四波经济增长的重任呢？这取决于城镇化是作为经济增长的工具还是目的。

 

1978年的农村改革释放了农民的积极性，激活了农业的活力；1992年打破了“姓资姓社”的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纵观三波增长，大抵可以归为“追赶战略”的落实，换言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后发优势”。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认为，“后发国家的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落后程度，当落后程度减小之后，增长速度便下滑。”中国的三波增长浪潮是在弥合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其工业化模式也是沿着既定道路前行，释放了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活力。

 

随着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而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追赶战略”的效能也释放殆尽，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点，并且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便成为未来中国面临的核心议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被称为新的“四化”建设，工业化与信息化，不言而喻，依然是中国追赶先进工业国家的重要内容，提升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次。城镇化则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关键一环，也是弥合城市与农村之间鸿沟的桥梁。

 

城镇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造城运动”，更不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而是一场基于权利普惠的经济革命。城镇化，或可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支点，但是它不应该成为助推GDP增长的工具。

 

城市史专家亨利·皮雷纳曾有句断言：“在任何一种文明中，城市生活的发展都必须依靠工商业。气候、民族和宗教的差异，与时代的不同一样，对于这一事实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皮雷纳似乎确立了一种城市化的“铁律”：工商业先行，城市化是一种自发秩序的结果。以“市”带动“城”的发展，“市”，不仅是市场、市集，更是一种交易的空间与制度，不仅需要一定的场地，还需要各种规则、法律的保护；“城”，则意味着一种自治的公共空间的形成，服务于工商业的发展。这也是城市化的逻辑所在：城市是权利的集束，包括人身自由、司法权、治安权、财产权等，如欧洲一句谚语所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实现了权利的均等化与普惠，正基于此，城市化才会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形成一个橄榄形的中产阶级队伍，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50%，在统计学意义上，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旗鼓相当，但是从权利落实角度而言，城市化率在35%左右，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并没有成为市民，无法享受到城市给予的权利与福利。中国的城市化率，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体现在经济模式上，也表现在权利实施方面，因此，城镇化扮演着破解城乡对立的关键角色。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经济增长取决于土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城镇化意味着土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从而为中国经济的第四波增长浪潮注入活力。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终结，但并不意味着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还并未完成。青壮年劳动力在城市中并没有“安居”，也就无法“乐业”。

 

囿于户籍制度，农民工在城市中难以扎根，单是“子女就学难”一项就让农民工成为城市中的“异乡人”。即便如此，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时间也正在延长，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农民工从开始进城务工到返乡的平均时间将近9年，而2008年为7.8年。如果能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平权”问题，让农民工真正成为“市民”，那么，中国的人口红利不但将继续，而且会提供一支高水平的劳动力大军。在欧洲中世纪，农奴逃进城市并居住1年零1天便可以成为市民，农奴主就不能再将其抓回去。中国的城镇化需要终结农民工作为“候鸟”迁徙于城乡之间的命运，唯有如此，城乡二元对立才会慢慢化解。

 

城镇化，也是市民化的过程。城镇实为市民的共同体，是权利与义务的共同体。市民具有居住权，要让进城的农民得以“安家”，换言之，住房不能成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居者有其屋”。此外，城镇化需要实现权利从“属人”到“属地”的转变，户籍制度使身份与权利无法随着居住地而流动，就业、医疗、养老等市民权利带有浓重的血缘色彩。城镇化赋权于市民，实现福利普惠与公平分配，才能激活内需，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循环，让全国人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从“追赶型”向“赶超型”发展的转折点，基于权利之上的经济增长才可能完成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才可能是稳定、协调与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