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变形记》中，主人公格里高尔在自己变成一条甲壳虫后，仍担心着家人的生活，但是最终只能感到无比绝望，也只有接受残酷的现实，被社会和家人抛弃。

北京高涨的房价，让一个个“北漂”的年轻人们，心里都经受着格里高尔式的煎熬：买不起房子，最终被女友抛弃；老家需要经常寄钱回去补贴家用，谁又知道自己在北京为了房子而受的苦？

这几年来，中国的房市，又何尝不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变形记”，房子异化了人类情感，为了以最低成本改善居住环境，多次调控竟引发了离婚潮，民政局被逼“限号”，“中国式”离婚何其讽刺？

扭曲的市场

对于房子，最近几年流传着一个地主和多个长工的故事，在这里，充斥着国人的爱恨情仇，它让一些人成为“奴隶”，而让另一些人迅速成为“土豪”。

在GDP时代，房地产连环绑架着多方利益群体，无论是政府、银行，开发商还是投资者，都指望从房地产那里攫取巨额利益。由多方做局的中国楼市，塑造了一个只涨不跌的神话故事。

追本究源，始于1998年的房改，国务院宣布取消福利分房，住房分配全部由市场解决，正是从那时起，历经整整10个年头的住房制度改革，进入到住宅建设市场化和住房消费货币化的新的一轮改革。

从此，房地产改革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这一转变源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来袭，国家需要通过全民住房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并带动其他相关产业链条的消费。

由于政府并未放开土地的市场化供给，而是完全垄断房子的生产原料，在最初放开的5年里，政府每年还能大方地推售大量土地，市场房源供过于求，房价始终保持平稳态势。但从2002年开始，政府开始有计划地有节制地控制面粉生产量，房价也应声上涨。

房子不仅是商品，亦是民生工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有义务控制房价涨幅过快，于是从2003年起，每年政府都试图用强有力的调控手段，连环出重拳来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监管”，并严防死守价格关。

政府抓不住调控房价的牛鼻子，反而通过减少供给，强压需求，结果十年调控，使房价陷入越调越涨的怪圈。

再改革的期待

2011年“两会”，中央提出“十二五”期间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时，多个利益主体已借着4万亿的春风，在楼市赚得盆满钵满，官员中屡屡爆出房叔房婶房爷们。

在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看来，政府终于搞明白了一件事，就是保障房应该由政府来建，把商品房交给市场。

不管承认与否，作为牵涉三百多个行业发展的房地产，无疑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房地产的兴衰，直接关系着GDP的增减，政府调控难免投鼠忌器。

一组数据可看出谁是房价上涨最大的受益者，2012年房地产业销售6.4万亿元，缴税合计1.1万亿元；银行贷款余额12万亿元，获8400亿元利息；土地收入28517亿元；2012年政府和银行共获利47917亿元，占总收入的75%。

在现实面前，原来寄希望于政府能降房价的购房一族，逐渐醒悟，连坚守多年的房地产“空军”也纷纷倒戈，公众对总说大实话的“预言帝”任志强也由恨转爱。

2013年3月份“两会”的召开，成了分水岭，新一届领导班子开始重新调整思路，房地产重启市场化改革路线。

自“国五条”出台后，中央再未下发统一的调控政策，但市场明显发觉，中央最高领导层很少将“楼市调控”挂在嘴边，更重视增加供应的市场调节机制，以及进一步强调住房保障建设。

然而，罗马非一天建成，且要攻破既得利益群体堡垒，并非中央有壮士断腕的魄力就能立即执行。

可喜的是，涉及住房供给根本的土地改革新风正席卷全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最终实现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权同价。

改革急先锋深圳已率先掀开土改的一道口子，12月20日，深圳原农村集体工业用地第一拍落槌，集体土地放开，无疑将有效弥补深圳建设用地不足的缺口，从而腾出更多商住用地，这也为日后小产权房和宅基地改革留存了想象空间。

在住房供给上，深圳、北京已着手打造“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三级住房供应体系。

公权责任与市场分工逐渐明晰，不过短期内，在专家和房地产专业人士看来，行政调控手段依然占据主流。一线城市和部分热点城市房子仍是供不应求，政府若不限制投机需求，房价将涨得更凶猛。

只有当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人们已被浇灭的星星之火才会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