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国内楼市风云骤起，一边是房地产开发商依然在疯狂拿地囤货，一边却是二三线城市房价的一致看跌。以北京为例，仅两月土地出让金总额达623.37亿元，同比增长31%，达去年全年土地出让金的1/3。在杭州、常州等地，开发商竞相降价，楼盘打出广告宣称“直降6000元/平方米”。

中国的楼市未来走势如何？解决高房价究竟有何良策？

9成网友表示房价“根本不能承受”

对于目前房价是否在可承受范围，人民网2014两会热点调查显示，近9成网友表示“根本不能承受”，只有8.56%和1.53%的网友选择“勉强能够承受”和“可以承受”。

在近400条关于“住房”的网友留言中，不少网友称房价过高，“住房是现在中国人幸福感最缺的东西”，还有网友表示“撼大山易，撼房价难”，并感慨“生活不可谓不艰难”。网友“不思念”甚至表示，希望两会把住房问题能放在首位解决。

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土地财政是民众认为导致房价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农村人口进城和保障房建设的迟缓。分别有84%的线上网友和64%的线下调查对象将土地财政视为高房价的最重要推手。在民众心目中，地方政府作为土地财政的主要获利方，对房地产调控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土地财政问题难以解决。

在“2014年对房地产市场您有哪些期待？”的调查中，民众最希望政府能加强宏观调控，继续实施限购限贷，其次是增加保障房和自住型商品房的供给，第三期待改革公积金制度，为贷款提供方便。可以看出，民众对政府宏观调控楼市依然满怀期待，并希望通过配套的保障性住房和金融手段，使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

不少地方患上“土地财政依赖症”

土地被认为是高房价的直接推手，国土资源部显示，去年全国土地出让总金额达4.1万亿元，2013年全国105个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体水平持续上涨。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院副院长窦晓玉表示，土地财政的形成和积累，房价地价的不断攀升走高，和地方政府的“纵容”有着莫大的关系。

全国政协委员、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司长廖永林则指出，应该客观地看待土地财政，它不但是地方政府眼中的“金矿”，也是“提款机”。这部分收益要支撑保障房建设、水利建设、按比例计提教育资金，还要用于水、电、气、暖、公共交通、城市环境绿化等大量民生支出。

不少地方患上“土地财政依赖症”。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代表委员纷纷提出各自的建议。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建筑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柳树林建议，将现行的土地出让金一次性征收改为由房屋产权人分年度向政府缴纳。“这样可以将房屋的成本摊薄，减轻居民购房的压力，有利于拉动居民购房消费。从长远看，政府的收益细水长流，可以更好地规划建设城市。”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指出，政府既要集约使用土地，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又要削减不合理开支，建设节约型政府。

保障房，商品房，各行其道

2011年，中央决定加快建立发展和规范我国公共租赁住房制度，保障全体居民“居者有其所”，也使公民在包容性增长中享受更多改革开放的成果。但在落实公租房等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中其用地、资金和房源仍是难点。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骆沙鸣表示，保证我国公租房建设为主体的保障性住房，可先将建设经济适用房的资金用于公租房，缓解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公租房不足的燃眉之急。同时，还将公租房建设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看待，对社会开放，为社会资金找到发展渠道的同时，也为产业园区内企业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更多标准化公租房，有效改善投资软环境。

此外，骆沙鸣认为，还可试行运用PPP模式(即政府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的模式)建设公租房，使参与合作各方共担责任和融资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财经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认为，尽快开征房产税，将房地产流转环节的部分税负转移到保有环节，一是可以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投机行为，改变需求结构和需求量，对房地产虚高价格进行调节。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适当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对面积大、价值高、套数多的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可以促使收入和财产的合理分配。三是房产税作为地方税，是地方政府重要而稳定的税源。其税收可用于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还可以像许多国家和地区一样将房产税用于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支出。为此，应积极稳妥地推进房产税制改革。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则认为，三中全会已明确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将会显著提高。既然要更多地发挥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也即意味着要减少政策“有形之手“的干预。这两只手的力量，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未来减少对于房地产市场调控，是符合逻辑的。

北京市房协秘书长表示，在当前中国的几个重点改革方向中，城镇化、金融、土地等诸多方面，无一不和房地产有关，可以说条条都涉及房地产，不需要单独提及房地产调控，“不单独提及房地产调控，是要把房地产问题放在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框架中去解决，而不是简单地把目标定在一些短期的内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