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网络上做一个调查，支持还是反对政府救市，毫无疑问，反对者一定会获得压倒性的领先比例。为什么更多人对于“救市”的直接反应就是嘘声？千万不要指责网民不明真相，也不要认为那仅仅只是他们非理性的情绪宣泄。
       这种直接反应，其根本原因就是人们在潜意识里对计划经济思维的抗拒。命令式的计划经济，扮演的就是“救世主”的角色。它号称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从盐到粮食，从衣服到房子，甚至连婚姻都能包办。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就不需要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了。
       不得不再次强调，“救市”就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对于信奉市场经济精神的人来说，使用“救市”一词显然是有悖市场伦理的。
       很多人质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吗？没错，我们的土地、金融甚至交易环节都有计划经济思维的痕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救市”就拥有了道德正义，这无异于“以暴制暴”，你抓住一个小偷，不意味着你可以猛揍他一顿，如果造成伤残，你就会变成一个比小偷更恶劣的犯罪嫌疑人。像最近三亚宣布停建80平方米以下住宅户型，同样是一种用行政干预终止另一项行政干预的行为。虽然这基本上等于废止了2006年国家推出的“90/70”政策(90平方米以下户型须占总量的70%以上)，但是却滑向了另一个极端。这同样是剥夺了房企在生产环节的自主权，房企做不做80平方米以下的住宅户型，会根据市场的供需关系来判断，而不是以行政命令为准绳。
       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确实还不够市场化，但是这并不意味我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用计划经济思维去拯救它。我们能做的，应该是用市场经济精神，不断地清除计划经济的残渣，比如松绑或彻底放开“限购”。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指望做一件事情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而“放开限购”是一种姿态，表明将努力让商品房市场获得那种叫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
       说得严重一点，把“放开限购”等同于“救市”，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一些媒体动辄就把“救市”的帽子往政府头上扣，纯粹就是一种博取关注度的恶劣行为。比如4月3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了一篇非常客观的《杭州长沙摸底楼市正“研究政策”》，但是一些网站直接就把标题篡改成了《杭州救市论弥漫开发商称已到崩溃边缘盼限购松绑》。
       4月2日，严谨的《上海证券报》最先刊登了关于“杭州长沙等多个城市酝酿和讨论松绑限购可能性”的消息。但是很快，长沙市住建委就否认了这种可能性，表示“仍严格执行限购政策”，并且认为“当前长沙的房地产限购政策很宽松，仅对90平方米以下户型限购，因此是否取消‘限购令’对长沙而言意义不是很大”。有些话说起来很轻松，但是内心往往煎熬。其实，大家都明白，“放开限购”是大势所趋，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做出决定还是需要勇气的。
       4月5日，《广州日报》又把长沙跟北京放在一起，刊登了一条《北京长沙否认松绑》的报道。报道本身没有问题，但却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你看，北京都不放开“限购”，长沙敢吗？但是，长沙与北京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上的城市，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针对不同城市情况分类调控”，住建部在今年“两会”后也只是强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要继续执行限购政策。
       当然，杭州跟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也根本不是一个量级上的城市，而且杭州和长沙也不一样，杭州一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模范生”，杭州是第一个实行土地“招拍挂”的城市，第一个出台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办法的城市，是第一个推出“留用地制度”的城市(实现政府、购房者和农民多赢的政策，避免了像北京那样“小产权房”泛滥的尴尬局面)，杭州的保障房开发及制度建设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领跑水平。对于这样一个勇于创新的城市，如果它在“放开限购”问题上像长沙一样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有愧于它的盛名，有愧于改革开放以来“它一直受益于市场经济”的这段历史。
       对于杭州这样一座房地产市场竞争非常充分的城市，完全有能力实现“把商品房交给市场，把保障房交给政府”的“双轨制”模式。而“放开限购”，是真正迈向“双轨制”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