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毕业，身边的同学不断接到offer，学校也不停地与自己确定离校时间，“我想赶紧找个活先做”
5月的最后几天，上海突然进入“炎热模式”。在从莘庄出发的地铁上，两名女生和一名男同学正聊得热火朝天。
莘庄位于上海西南的闵行区，属于外环，不少初来上海的年轻人会选择在此居住。比起市区，莘庄房租便宜，交通也算便利。
三个学生正热烈地谈论租房经历。一个女生说：“小丁刚来电话说她们看的房子不好，太旧，里面什么都没有，走到地铁站20分钟，我觉得咱们刚才看的还行。”另一个女生回应：“对，这个房子有两个卧室，你说咱俩选哪间?”“进门第一间，有阳台，我还能养两盆花。”男生微笑地听着，插不上话，他是陪两位女同学来看房的。
他们三人是上海某大学2014年应届毕业生，四个女生决定合租一套房。地铁到站，三人下车，迅速融进人群。
2014年夏天，727万大学生迎来了舆论所称的“更难就业季”。
哪里有求职公寓
晚上九点，王林回到宿舍。“我晚上在做家教，不方便接电话，现在可以了。”约了几次采访，她都很忙。白天在上海松江新桥小学见习，下午四点下班;匆匆吃过饭，坐公交转地铁，去做家教;八点结束，再坐地铁回到上海师范大学的宿舍。
“已经签好‘四联单’了，就是现在见习的松江新桥小学，当语文老师。”工作有着落的她心定了许多，这是她应聘第三份工作。
王林来自广西农村，2010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大一大二时，打死也不想当老师”，大三曾想过考研，可考虑到自己的家境，想到助学贷款，还是放弃了。
“我特别想有一份工作，想自己独立。大四学校安排去小学实习，那段时间，一想到未来要面对几十个小学生，还要面对家长，就觉得很累。”王林说。
大四下学期，王林第一次撇开自己的专业，选择去一家公司实习，只一两天，她就发现好多事情自己都无法上手，而且经常加班，快节奏的工作方式令她非常不适应。于是她放弃了进公司的念头，又开始寻找合适的教师岗位。
“在上海只有松江、奉贤、金山区的小学招外省户籍的老师。”她告诉本刊记者。后来她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九亭小学。学校只招一名老师，同去面试的人中有一位研究生，最后被录取了。第二份工作是一所私立小学，她递交了简历却没收到回信，“私立学校往往喜欢招收有一到两年工作经验的老师。”王林自己分析说。
松江新桥小学是第三个机会，参加面试，试讲通过，签就业协议，又获得参加事业编制考试的资格。“我已经拿到事业编制，但按照目前上海市的打分政策，本科毕业不能落户。”说到这里，王林有点沮丧。
更令她不安的是工作以后的居住问题。八月她就要正式上班了，松江区新桥镇离市区远，早上需要七点半到校，所以她必须找个离学校近的住处。松江区教师公寓早已满员，她递交了申请，还没得到确切的回复。
她也想过租房，打听下来，月租2000元只能租到一间只能放一张床的房子，房租付三押一，加上中介费，首次要拿出一万元;她更想合租，但找不到合租对象。“新桥镇的小区不多，如果有专门为刚毕业的大学生提供住宿的求职公寓就好了。”
求职旅社几乎全满
从上海南站地铁站出来，步行五分钟，就有一家王林所说的那种专门为大学生求职提供住宿的旅社，名为“职达求职旅社”，据说这是国内第一家、也是规模最大的大学生求职连锁旅社。
本刊记者拿着手机导航寻找这家旅社，手机显示就在附近，可怎么也找不到。马路上车很少，路边一座三层楼房被围起来，正在施工，旁边是一家加油站。从围栏和加油站中间的小路走进去，有一座两层楼房，外墙蓝黄相间。二层楼的右侧墙面上，旅社的名字隐约可见。
正门外面，一张A4纸写着“通知”：因内部装修，即日起暂停营业，落款时间是2014年4月1日。“没有停业，还有很多人在里面住呢，过段时间就要开始装修了。”旅社保安说。
旅社共两层，一楼和二楼东侧是男生区，二楼西侧为女生区。共24间房，每间5张上下铺，可住10人，约40平方米。有独立卫生间、淋浴房，热水限时免费。一楼西侧有两台投币洗衣机。
旅社的杨店长向本刊记者介绍，每年春节过后，3月直到6月都是住宿旺季，每天有近220人住在这里，几乎全满。即使在求职淡季，每天住客数量也在190人左右，入住率超过70%。
“登记时我们要求提供学历证明，就是身份证和学生证或者毕业证。”杨店长说。
住宿标准是：3天以下，35元/人/床;3天以上，30元/人/床;15天以上，25元/人/床;包月600元。
“短期居住的顾客住三五天就会离开，大部分租客是包月，但都不会太久，找到工作就离开了。但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从2008年就住下，到现在6年了。”
这里实行学校宿舍式的管理，不允许在房间内做饭，限制电压，禁止使用电磁炉、电热毯等电器。晚上查房，23点关楼门，半小时后准时熄灯。
墙上的公告栏里张贴着招聘广告和招聘会信息，还有一张“保证书”，一位住客因为在房间内抽烟、喝酒被管理员提出警告。“他已经搬出去了，是我们强制让他搬走的。”保安说。
这家旅社在上海已经开设多家分店，位于复旦大学、浦东、世博园、火车站、万体馆等地附近;类似的青年求职连锁公寓还有尚姐公寓、海派[最新消息 价格 户型 点评]青年公寓等，位置在闵行区、宝山区、浦东川沙、金山等地，均为私营企业。
老家没有WiFi
本刊记者在职达求职旅社采访，碰到刚参加面试回来的方明和高建。
方明来自江苏农村，“85后”，已经毕业几年的他这段时间经常来上海，“网上查到有招聘会，周末就过来看看。”方明本科学计算机，毕业后曾经就职于上海某公司，“因为没关系，没能转正。”
他回到江苏老家，本打算在当地开店创业，可父母反对，“当然也是因为没有本钱。”在老家呆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很无聊，又计划着到上海打拼。“现在的农村哪有多少年轻人，都是老年人，生活习惯、谈话都不一样，想上个WiFi都上不了。”方明这样解释自己离开老家的原因。
上午的面试，方明不是很满意，跟他之前的公司相比，无论规模还是前景都[最新消息 价格 户型 点评]相差不少。他找工作主要是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到处注册发简历。三月时他来过一次上海，参加在光大会展中心和万体馆办的招聘会，没有结果。接下来还有一场招聘会，但希望仍不大。“经济不景气，企业招人不多。”方明做好了长期准备，“有招聘会我就来。”
这个房间目前住着八个男生，来自天南海北。本刊记者采访时是白天，楼外施工的嘈杂声一刻也不停歇，走廊里射进白亮的阳光，可房间内显得阴暗潮湿，空气中散发着些许霉味。
“这里住着还行，挺安全，你看对面下铺的人不在，电脑就放在床上。大家都是大学生，素质会高点，当然了，也要提防。”方明说。
他说这里不能长住，晚上睡不好觉，人多，蚊子更多，而更令他不满意的是网络状况太差，一小时一元钱，还经常连不上。“哪怕多收点钱也行，我们找工作要用网络啊。”
“90后”的高健个子很高，非常腼腆，来自贵州，大专学历。之前他在义乌打工，后来又去深圳某电子加工厂。他跟方明差不多同时来到这家旅社，方明长他几岁，见识多些，就带着他一起找工作。“月薪3000元是我的底线，3000元就能在上海生存，可以从这里搬出去租房子了。”高健说。
从没与邻居说过一句话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毕业生都表示，找到工作后会选择租房，哪怕合租、群租也行。
2013年毕业的李丹也是其中一个。晚上六点，地铁7号线上，她戴着耳机，在座位上睡着了。坐了一个多小时地铁，她在小区附近的小饭馆吃晚饭，八点一刻回到住所——这是李丹每天下班后的常规路径。
李丹不愿意用“家”来称呼自己现在的住所。在这里，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被改造成五个单间，每间十多平方米。李丹的房间里包含厨房、卫生间和卧室，卫生间是由原来的阳台改建而成。尽管她每次走到桌边都需要侧身才能通过，但好在不需要与别人共用卫生间，而且每天下班回来还能洗个热水澡。每月房租850元，加上水电网费，大约1000元，这也是她每月最大的开销。
李丹来自山东，毕业于上海某大学，毕业一年间换了三份工作，目前在某公司市场部做文案策划，月薪3800元。
八个月前，她在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市场部工作，每天除了本职工作外，还被要求参加其他部门的各种会议，每天加班到晚上七点。身边三个同事连续递交辞呈后，李丹也辞职了，之后是漫长的待业期。
去年冬天，李丹回山东老家给自己放了一个寒假。每天自然醒来，看看电视，帮爸妈做饭，一天的时光很快过去，周末陪妈妈逛街，偶尔与朋友小聚，她甚至还与前男友见了面。
李丹与前男友是高中同学，大学四年两人保持异地恋，毕业时男友在当地银行入职，而她却想要留在上海，只好分手。“或许家里的生活很安逸，但这不是我想要的，我不想以后后悔。”抱着这样的想法，经过两个月的休整，李丹又来到上海，今年“五一”后，她终于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
谈起找工作的经历，她说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比较失败。当时面临毕业，身边的同学不断接到offer，学校也不停地与自己确定离校时间，“我想赶紧找个活先做，要不然就只能睡大街了。”
她急匆匆地与当时的实习单位签了合同，那家公司员工不超过10人，作为公司里学历最高的员工，她的月薪是2000元。刚上班时，她还没有搬离学校，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坐两个半小时公交车到公司上班。晚上回到学校，只能在路边小吃摊买份炒饭。坚持一段时间后，李丹决定搬到离公司近点的地方，找中介看了几次房，租下了现在的住所。
住在这里一年，李丹从没与邻居说过一句话，但她知道自己的邻居换过几个，因为房间的隔音效果太差。和李丹一墙之隔的是一名已婚男性，家有小孩;另外一间房里，住着一名未婚男士。
不久前，上海发生过几起出租房火灾事件，有关部门开始整治，尤其是对群租的清理力度更大。“现在走廊里放了几个灭火器。”李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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