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医52年，身有残疾的高东启践行了一个乡村医生扎根乡村的美好品质。救死扶伤，做村民们健康的守护者是高东启最朴实的愿望，也是他最努力的坚守。
对于行动不便的村民，高东启坚持每天上门测量血压。
>>救死扶伤的行医初衷
10月12日上午，当记者到达临沂市兰山区义堂镇后耿家埠社区卫生室的时候，67岁的高东启正在给村里的老人们测量血压。每天他都会早早地来到卫生室，至今这个习惯已坚持了52年。
高东启有一个不幸的童年，7岁的时候，他跟着父母在地里干农活被镰刀划伤了眼睛，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救治不及时，最后伤口发炎，导致右眼失明。失明之后的高东启希望能去学医，“我不希望我的悲剧出现在别的孩子身上。”高东启说。可当时家庭条件差，没法去上正规的医科学校，但救死扶伤的愿望却在幼小的高东启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
十五岁的时候，高东启初中毕业，恰好村子里来了一位从部队复员回家的老军医，高东启就上门求教，跟着老军医学习医术，成了一名学徒。“先跟着师傅学习如何分清各种病的症状，然后再对症下药，很多东西都是在实践中慢慢学来的。”高东启告诉记者。
从上世纪60年代，在乡间的小路上，年轻的高东启背着药箱挨家挨户地分发治疗疟疾的药物，给村民采血，检验是否有血吸虫。到如今，建立村民健康档案，给村民免费查体，定期到慢性病及重性精神病患者家中询问病情、指导用药等，高东启一直守护着村民的健康。
>>先看病、后交钱的“看病理论”
先看病，后交钱。这是高东启自创的“看病理论”。“谁没有个头疼脑热的，总不能因为没钱就不看病了吧，我挣不挣钱不重要。”高东启说。
到现在为止，村民们看病欠账多少，高东启已经算不清了。“1990年的时候，我算过一次，欠账有一万五千多元，后来我就不算了，治病救人最重要，乡亲们有钱还能不给药费吗？肯定是家里太困难了。”高东启告诉记者。
2005年，高东启所在的乡村卫生室加入新农合，村民们看病更方便、更便宜了。他坚持正规渠道进药，药品价格、收费标准公示上墙，不开大处方，不乱收费，让群众花小钱就能放心就医。
1972年的一天，周井铺村的村民张焕文找高东启看病。经过诊断，张焕文是上呼吸道感染，当时正值秋收，为了能让病人快点好起来，高东启把卫生室仅剩的一支青霉素用在了张焕文身上。而当时，高东启6岁的儿子在发高烧，他却没舍得给儿子用青霉素。对于他来说，青霉素太宝贵了。“那时候，我们卫生室一个月才有20支青霉素的分配量，得把药用在最需要的病人身上。”高东启说。
没想到，儿子的高烧越来越严重，后来，高东启把孩子送到了义堂镇医院，经过诊断是高烧长时间不退引发了脑膜炎。因为这件事情，高东启的爱人还跟他大吵了一架。
>>三段不同的行医生涯
“这是血糖仪、呼吸机、氧气瓶、担架……”高东启一边指着卫生室里的医疗器材，一边高兴地给记者介绍着，“以前想都不敢想能有这么多好的医疗器材，卫生室里就两样——体温计、血压计。”
已经行医52年的高东启把自己的行医生涯分为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新农合。
高东启告诉记者：“70年代之前，具体点就是1978年之前，那时候虽然药价低，可是药品的种类和数量都很少，实行的也是定量供应。医疗条件很差，卫生室就是两间土房，没有什么医疗器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有了许多学习机会，义堂镇医院开设了乡医学习班，我参加了一个多月的培训。各种医疗书籍也开始出现在了书店里，药品、医疗器械也多了起来。村子里开始给卫生室每年1200元的补贴，可是药价也高了起来，尤其是农民，因大病致贫、返贫的不在少数，对此我深有体会。”
“新农合建立以来，特别是2005年我们村卫生室加入新农合之后，这真真正正是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实行药品零差价销售，严格执行国家基本药品目录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解除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民生工程。”高东启说。
但对高东启来说这是个全新的挑战，压力重，任务多，每天都是超负荷的工作，而且待遇大幅度地降低，但是他没有丝毫怨言。诊疗过程中需要注意饮食及休息的绝不开药，吃药能解决的绝不打针，能打小针的绝不输液，并且严格掌控抗生素的正确、合理使用，严格遵守基本药物目录制度。
“三个阶段不同的行医生涯，说明了咱们国家越来越好的医疗条件，越来越惠民的医疗措施。但是作为医生，治好病人的病才是最重要的。”高东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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