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地制宜，应时而动”，这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理论只能教给我们部分的道理；行动者需要把这些道理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机敏地、灵活地构思行动方案。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人都必须如此；否则，就不足以取得成功，人民就要吃苦头。

    许多人只看到房地产调控所面对的一些困难，很少有人注意到，现有的制度环境在推行城市化方面实际上具有某些重要的便利之处；因此，当他们面对问题时，不是全面地、理智地进行思考和分析，而是立即借题发挥，把问题政治化，然后挑起无休止的纷争。教条主义不仅来自左的方面，也来自右的方面。科学和理性被湮没在了口角（甚至谩骂）之中。

    房地产的相关问题是再简单不过的。第一，城市化会导致人口集中居住；只要城市人口大都住在公寓楼而不是别墅之中，则城市化一定是节约土地、而不是浪费土地的。第二，城市化涉及的核心土地数量，只有几千万亩，不超过我国耕地数量的5%，而且是先占用，后退还；在经历若干年的过渡期之后，最终的净占用将是负数（只要我们想要这个结果）。城市生活天然要求一定的集中度；由于交通等方面的原因，你要它分散，居民们也未必愿意。只要懂得了这些数字和基本道理，则大家完全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政府部门也不必大叫大嚷，信誓旦旦。问题原本可以轻轻松松地、甚至在不知不觉间得以解决的。

    现有的城市土地国有制和征地制度是有一些优点的。土地国有制便于进行整体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而现有的征地制度便于向城市快速供应土地，这可以避免私有土地制度的某些缺点（张五常教授、郎咸平教授都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当然，土地出让收入不能由国家独占，应当向农民返还或与之分享。只要大思路对头，这个问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有了这样的体制，加上敞开供地的政策，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可以快速地、和谐地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只要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操作得当，房价将不会猛烈上涨和大幅度波动，大部分农村人口将会有序地转移到城市，城市的生活费用也将会降低，工资与物价也都会比较稳定；我们就可能避免其他经济体在此过程中所经受的困扰和动荡。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使现行的体制称不上很好，政策制订者也必须首先朝这个方向努力。因为，当前的土地体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理性的人应该把短期决策与长期决策予以区分。脱离了客观事实而一味追求某种所谓的“理想状态”，根本就不是政策制订者应当采取的方法。